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丹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标志着“新红学”诞生,历史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百年“新红学”风风雨雨,其留下的经验与教训,许多学术刊物都辟出专栏提供了讨论平台。2021年11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浙江工业大学梅新林教授作“百年新红学的回望与启示”在线演讲,笔者应邀对谈,就梅新林教授的思考交流,作进一步延伸,现把交流内容形成文字,供大家参考。梅新林教授提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问世于前“新红学”时期,属于“旧红学”时代的产物,但若从理论创新的前沿与质量而言,则显然应该纳入“新红学”范畴,甚至较之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的“新红学”更为前沿(当然,提出这一看法,其实已经把“新红学”等同于现代红学了)。不过,胡适等创立“新红学”时,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国维,而是针对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梅教授认为,像王国维这样超越时代的学者、作家以及作品、思想,固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也会带来很多困惑,因而不知如何在时代中进行安置,所以胡适对其避而不谈,也可以理解。对此,笔者认为,这种回避,一方面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