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都市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21年1月16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校创新团队“都市文化与文学”主办，《探索与争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协办的首届“都市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召开。来自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三一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等200多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了学术讨论。作为“都市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第一场，本场会议的主题是“都市研究前沿：理论与方法”，从理论角度对都市研究展开反思，以探寻新的研究空间。

        首先，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莎蓉·佐金进行了题为Globalization Without Global Cities? Reflections from New York的发言。她从全球城市、地方文化以及去全球化三个概念入手，提出了地方文化的觉醒让小型城市跻身到全球化竞争之中，这为全球化注入了活力。但同时佐金也指出，由于疫情的影响，全球城市中地方商街和高科技两种生态体系受到冲击，它们越来越多迁入中小型城市中，这使得资源与人口向中小型城市流动，由此，佐金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在疫情的冲击下纽约为代表的全球城市会不会永久地失去它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美国三一学院院城市与全球研究中心首任主任陈向明教授以Theorizing from China’s Small Global Cities为题进行报告。他承接佐金教授所提出的地方商街生态系统的概念，认为需要从小的商业空间转向研究小型的小规模的全球城市。陈向明着重探查了瑞丽和义乌为代表的中国小型全球城市，他通过国家政策、商品市场、跨境连接、平台技术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小型全球城市的兴起条件与发展过程。他认为，通过人口流动、交通连接与线上交流，义乌瑞丽等城市和很多其他的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建立了一个更直接的关系，这让地方人口可以直接往来于中小型全球城市之间，从而形成一种草根全球化的形态。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忠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疫情让城市更如何——一种空间哲学的视角》为题发言，他分别从现状、机理、本质和应对四个方面来分析了疫情对城市的影响。陈忠认为，疫情打破了城市宏大、复杂、涂层、异化的叙事结构，让人们的城市生活重回日常生活话语，这使得我们得以以生态思维反思城市实体空间，以共生思维重塑城市社会空间，以和谐思维涵化城市心理空间，以公共思维创造城市行为空间。

        南京大学教授胡大平做了《都市研究的实用主义方法刍议》为题的发言，他以实用主义入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了都市研究的问题。他认为当今的都市空间越来越强调宏大叙事，都市中的建筑逐渐沦为纯粹的表象而缺乏实际功效，甚至成为人与人日常生活间的漏洞与障碍。因此，胡大平呼吁都市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强调空间作为一种整体经验，并借由整体经验与社会研究的想象力来实地探查作为整体的都市空间，建构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

        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的《都市与声音乌托邦——城市新民谣的都市想象》的演讲则以声音为视角探查了城市美学。他认为完美城市逻辑的乌托邦主义将都市自身的意义关闭在了人为的美学想象中，这造成了都市空间的景观化与无差别化，我们正在步入的独居社会也催生着一种表达特异性的孤独美学，而都市新民谣则成为打破无差别化追求特异性诉求的重要载体。通过将90年代校园民谣与21世纪都市新民谣进行对比，周志强认为都市新民谣体现了都市中欲望的客体化与抽象性压抑，这使得都市新民谣构造出城市中的声音创伤与残余意识。

        “空间政治、地方经验与城市文化记忆”分会场讨论中，暨南大学教授曾一果以《本土文化认同的兴起与转变——“大湾区时代”香港影视与流行文化发展思考》为题进行发言。他从历史背景、文化认同、身份转变、再造香港这四个角度展开论述，分别探讨了香港本土文化兴起与影视流行文化的繁荣、“港片”等流行文化和普及媒介如何寄托本土情怀、“港片”的衰落与香港本土文化身份认同的转变、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粤港澳电影文化想象。曾一果强调，今天应该在新的多元语境中建构香港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譬如区域主义视角下的文化联盟、多元主义环境下的文化整合、本土主义视角下的文化保育、国家主义视角下的文化认同、全球主义视角下的文化竞争等。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俞敏华的《飘忽的身影——当下城市建设及文学叙事中的古街》，以浙江山西古城为例，谈到了古街千城一面的相似性，并提出通过城市文学中的历史与文脉叙事来解决这一问题。之后又以《漫游孤独星球》《繁花》《弄堂里的白马》中的古街叙事为例，来举证古街应当成为当下城市文学叙事中的飞扬的生命体，而不仅仅是那些穿越了我们表面生活经验的飘忽的背影。最后，俞敏华认为，如果我们的城市文学要书写真正的城市文化经验，势必要寻找历史文化韵味，如何借助古街这一物象来达到书写的目的，依然是值得期待的。

        复旦大学副教授汤筠冰在《论城市公共空间视觉传播的表征与重构》中认为，城市公共空间作为传播媒介、艺术对象、公共领域，在传播学、艺术学和社会学领域都有着不同的认知与研究方法。借由新技术、新媒介的崛起，城市公共空间的地域属性正被不断颠覆，地域空间逐步转为流动空间，且相互交织。城市公共空间的视觉形象在这种双向流动着的空间中进行着重构。亟需打破地域文化与信息茧房的禁锢，以更加开放的融合姿态面向全球话语体系。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杨向荣的《走向都市“慢速现代性”》则探讨了城市生活节奏的问题。通过对木心《从前慢》的细读，反思了当下竞速时代的生存情境，提出走向“慢速美学”或“慢速现代性”的诗意生存路径。对“慢速美学”的提倡，并不是要回归到传统的生活方式中，而是在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反思时间与变化。走向“慢速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单纯以速度的反演或减速来定义的美学策略，而是要唤起当下、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连结，寻求一种立足于当下的、可持续的、平衡的诗意生活态度。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朱军在《“地方”终结了吗：空间理论的辩证思考》中，认为，全球时代地方感的重塑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美学经验。现代交通、媒介、大众文化乃至城市的主题公园化，助长了“无地方性”美学的扩散。面对“地方终结”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空间论者认为“地方”因其多重变形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下需要抛弃对“地方”偏执的理解并保留对特殊性和独特性美学的欣赏，重建一种“全球地方感”。这对于“逆全球化思潮”的纠偏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

        “诗性江南、市民文化与都市现代性”分会场讨论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文汇报》高级编辑王雪瑛的《现代城市书写中的女性成长与精神独立》。从张炜、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和影视剧中“她叙事”风潮来分析都市女性的成长与精神独立。借助于张炜的《毒药师》《艾约堡秘史》、贾平凹的《暂坐》，以及影视剧《流金岁月》《欢乐颂》《安家》等，分析不同的现代女性形象背后相似的困惑情感和独立精神，感受时代的变化和现代城市的状态。她指出女性的成长过程也可作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和城市文明发展的尺度之一。

        苏州大学教授张蕾题为《市民群体、均质效应与通俗小说》的报告，结合现代城市化的背景，张蕾认为通俗文学中的市民群体，凭借群体本身的社群基础开始同化个体，个体需要被群体需要替代，个人性在城市中受到了压制，即形成了城市的“均质化效应”。在现代城市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个人的位置留给了群体。城市犹如一只巨大容器，把人物纳入其中混同以后再把他们淘洗出去。通俗小说叙写人物群体，同时也阐明了个体人物退场的过程。

        苏州科技大学教授李斌以《周瘦鹃：从上海到苏州》为题展开报告。他同样关注于通俗小说，借助对鸳鸯蝴蝶派周瘦鹃笔下的苏州与上海的书写，探究一个作家与双城的关系。李斌通过对上海、苏州对周瘦鹃的创作、生活和心理的影响的分析，展现“上海周瘦鹃”和“苏州周瘦鹃”的双重形象，并且认为周瘦鹃的“跨城”不但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而且与一种当代苏州文化的建构有直接关系，书写了这座“率先现代化”之城的精神底色。

        “跨媒介视域中的城市想象”分会场，上海大学教授张永禄作了以《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与城市情感结构》为题的报告，他认为在富裕丰盛的时代的我们，同时也生活在悲剧的时代。《寄生虫》揭露了资本剩余价值在逆向流动中刺激了都市底层的欲望膨胀和人性中邪恶的泛滥，带来对城市和文明的双重毁灭的现代恐惧。要解决当代都市的悲剧，最佳的路径可能不是文化（艺术）革命理路，而是基于公平合理的现代城市治理模式与实践机制。

        暨南大学副教授吕甍在《听觉聚焦于中介潜能：展览电影与城市文化》中讨论了电影与城市文化的关系问题。贾樟柯导演的《公共场所》应邀参展”和“万玛才旦导演的《塔洛》上映”，体现出媒介与世界相互建构的过程中导致了媒介的改变，这是跨媒介文本与超越了文化媒介的单一属性所引发的。这些艺术事件为我们提供了跨媒样本和中介视角，以及新型的观演关系，并在动态发展中预示当代文化潜行的诸多可能。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何明敏在《早期上海电影院与城市公共生活的现代转型》中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院业逐渐兴盛，电影院的公共生活也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之下，舆论对文明观影的倡导以及电影院公共生活的讨论，既内含知识精英的爱国情感和现代化诉求，也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一时期报刊舆论和国家权力借用电影院这一公共空间介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用以培养市民的公共意识。电影院作为上海市民的日常休闲场所，是推进公共生活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实践空间。

        苏州科技大学的艾志杰也通过电影分析了中国的城市变化，在题为《新世纪中国大陆城市移民电影的底层叙事研究》的报告中，他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移民在中国大陆城乡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城市移民电影逐渐成为城市电影的重要亚类型之一。这类电影集中展示了底层移民群体所面临的欲望的显现与溃败、身份的焦虑与困扰以及女性的失语与妥协等问题，他们并非真正的局外人，而是既游离于城市文明同时又建构城市文明的局内人，从而书写一种悲悯、压抑的底层叙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高凯在《都市电影中的空间构建与情感参与》中，探讨了视觉影像与城市空间的关系。除了北上广深外，新一线等其他城市也越来越受到电影作品的关注，而其中的城市边缘受到了挑战和重新界定，城市的界限变得模糊，随着城市化进程这被置换到了新城与旧城的对立中，在电影里反应为底层边缘人物的刻画，他们物质不丰裕而且精神上无法与城市沟通。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王贺在以《“数字人文”与近年来的城市研究》为题的报告中，指出“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目前已在人文学术各领域引发广泛回响，城市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以重新解读穆时英《五月》、《我们这一代》及施蛰存《追》、《四喜子底生意》等若干小说文本作为个案，分别运用文本挖掘、量化统计、地理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分析、可视化等数字技术、方法，试探“数字人文”与1930年代上海现代主义乃至都市文学、历史研究结合的可能。

        上海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都市文学与文化”创新团队负责人董丽敏进行会议总结。她认为各位学者的发言具有主题敏锐性、问题意识鲜明、主题跨学科性的特点。董丽敏聚焦于“怎么来打开城市研究？”问题提出，第一把义乌、瑞丽这些城市纳入到我们用本土的经验模式来丰富和完善全球城市的理论；第二，可以在城市内外的关系建构中打开城市研究，在对城市、乡村的新的理解的过程中，赋予城乡互动更为贴切的经验性的打开方式；第三，可以在实体化和虚拟化的结合中来打开城市研究，把实体化的城市研究和虚拟城市研究甚至和未来的数字化、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新的维度有机结合在一起。针对“人文城市研究如何成为可能？”，董丽敏认为我们的人文研究怎么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构能够互相嵌入、双向打开，也是未来要思考的一个方向，这需要进一步探索理论方法，进一步打开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