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 | 刘江会 杨朝远：疫情可能加速社会全方位数字化进程与转型

病菌是人类最古老的敌人，威胁者人类的存续甚至改变了人类的文明的格局，正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地理学和生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mond)教授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所阐述的：三件利器——枪炮、病菌和钢铁，它们决定了18、19世纪世界历史发展方向，造就了欧洲殖民美洲的世纪，夺走美洲印地安人性命的最直接武器并非欧洲人的枪炮，而是欧洲人带来的病菌（天花、霍乱、麻疹等）。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病菌疫情所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都是巨大和灾难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也是不断与病菌斗争的历史，在与病菌的抗争中人类总是不断地强大自身并延续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但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病毒疫情总是不断地出现，不时地向人类社会投下巨大的阴影。

2020年庚子鼠年新春之际，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借春运之势以湖北武汉为中心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立刻打破了全国人民喜迎佳节的欢乐氛围，也使中国经济发展泛起的涟漪。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因此这需要我们认真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新冠疫情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大的冲击？疫情下的中国经济轨迹是否会发生改变？在抵御新冠疫情冲击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又蕴育着哪些机遇？ 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部署下一步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十分重要。

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可能超过非典疫情

本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冲击？这不仅取决于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而且还与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阶段和特征相关。

第一，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远高于非典疫情。本次疫情爆发速度快、传染性强、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多，疫情波及的范围广，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对全球的冲击较大。毋庸置疑，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超过非典疫情。

第二，新冠病毒疫情是“换挡爬坡”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场遭遇战。要研究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还必须要考虑中国经济的目前所处的阶段和特征，与非典时期相比，中国经济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经济增长的逻辑发生了重要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非典前后，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0%。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今非昔比，这就要求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过程中，2008年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变缓，反映经济正处于“换挡爬坡”的关键时期。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经济增长推动力正逐步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在2014年以后，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百分点一直高于投资对经济拉动的百分点，表明中国经济正由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优势由源于人口红利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转换为源于技术进步的创新优势。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依赖于劳动力资源的禀赋优势所形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2015年以后，中国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源于人口红利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突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很好地抓住了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特色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加快推进创新步伐，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并在部分领域比如高铁、5G、无人机、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领域的技术实力领先世界，形成了大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华为、大疆、阿里巴巴、腾讯等。

其三，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大驱动力，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一逻辑相一致的是，中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占比最高产业，到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已达54%，超过第二产业占比15个百分点。

其四，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2002年中国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非常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化，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速加快，2012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贸易总额排名第1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已经远远高于17年前的非典时期。另一方面，特朗普上台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就在全球经济“头顶”密布。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中兴通讯、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采取出口管制等举措，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

第三、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内的冲击可能大于非典。

鉴于新冠疫情严重程度远高于03年非典，同时基于当前经济形势与17年前相比有上述四点重大变化，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可能会大于03年非典。

首先，就经济总量层面而言，新冠疫情短期内会加剧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GDP增速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明显放缓，增速下降约2%左右。但是在疫情结束之后马上回调至正常水平。而分摊到全年来看，当时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只占0.5%左右。2003年正值经济起飞时期，而本次疫情发生时中国经济正处于“爬坡换挡”期，并且本次疫情从传染性、传播速度和波及范围都超过2003年非典疫情，因此新冠疫情对2020年全年GDP增速的影响估计会超过2003年非典疫情，加剧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其次，就经济结构层面而言，消费和第三产业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疫情限制了人的活动，因此直接抑制了消费，尤其是主要依靠春节盈利的餐饮业更是备受打击，受到最直接影响的服务业还包括旅游、电影票房等。从2003经验看，非典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力度明显大于投资。相比2003年，当前消费已超过投资成我国经济第一驱动力，因此新冠疫情当前我国经济的冲击可能会超过非典疫情。在非典疫情期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出现1个季度左右的下降趋势，而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不降反升。在非典疫情发生前，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远高于第三产业，在非典疫情发生后，2003年前三个季度第二产业的贡献度不降反升，而第三产业的贡献度大幅下降。在新冠疫情的发生前，第三产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远远超过第二产业，比照2003年非典疫情经验，新冠疫情不仅会导致第三产业拉动GDP的贡献度会下降，并且作为第一驱动力的第三产业贡献度的下降，其对整个GDP的冲击会高于非典疫情时期。

其三，就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深度而言，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会对全球市场产生一定的“后座力”。2002年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已经高度融合。中国商品进口全球占比从2002年的4.4%上升至2018年的10.9%；旅行支出从2002年的154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2773亿美元，居全球首位， 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占比28%，与全球产业链深度整合，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打一个喷嚏，世界经济就会感冒。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叠加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中国的外贸尤其是涉及到人的服务贸易（如旅游、交通、娱乐、文化、体育）短期会面临的压力较大，反过来，中国经济面压力也通过贸易、消费向海外经济传导，对全球其他经济体也会产生后座力。

疫情之下，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体现在哪里

新冠疫情虽然短期内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挑战和负面冲击，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中国经济具有足够的抵御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能够打赢与新冠疫情的这场遭遇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的轨迹不会新冠疫情而改变。

第一，中国经济体制的优势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中国经济能够打赢与新冠疫情的遭遇战，这种信心首先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使得中国经济一次又一次地度过难关，98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如此、03年非典是如此、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如此，本次新冠疫情一定亦如此。

经济体制的优势首先体现在我们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疫情发生后，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军队系统对口支援湖北各地，短短一个月组织三万多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不到10天就建成建筑面积达34000万平方米的传染病医院。调集了全国22个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有1.1万重症专业医务人员负责重症救治工作，中国这种超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让许多国家为之震撼，也为其他国家防控疫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难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疫情面前，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世卫组织表示高度赞赏”。

经济体制的优势还体现在我们具有迅速的政策的反应能力。疫情发生后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银保监会、外汇局、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中央各部委迅速行动，在最短的时间内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优惠政策就密集出台，打响经济保卫战。这些政策措施包括金融支持政策、税费减免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就业稳定政策，涉及流动性释放、增强信贷支持力度、降低受困企业融资成本、减轻受困企业税费负担、减轻企业经营成本、重点物资政府采购与兜底收储、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企业在岗培训补贴、防控经费财政保障等等。一些政策力度之大、出台时间之快速是很多国家难以想象的。

第二，中国经济的韧性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前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韧性，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较快重返向好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之上。

首先，中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GDP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规模超3万亿美元，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保持1.2万亿斤以上，各项物资储备也日益丰富，截至2018年，我国GDP占全球比重16%，工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达到28%以上，接近美、日、德三国的总和，数百种工业品产量位居全球首位，中国电子产品年均产值为5615亿美元，是同期美国产值的3倍、日本的5倍、韩国的7倍。中国积蓄的雄厚的工业基础，重大工业资源存量充足，能够有效支撑短暂生产延误后的经济恢复，持续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中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工业体系。中国以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能在中国找到。当疫情发生，中国快速组织物资生产力量，全力保障防控物资供应。短期内某一区域生产遭遇困难，中国也能及时找到可替代的企业和产品，维持产业链运转。

其三，中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蕴含强大发展动力。中国拥有14亿人口和稳步扩容的中等收入群体。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不仅意味着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更加殷实，也意味着中国消费规模将继续扩张，消费升级态势也越来越明显。因此，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会抑制了消费，但人们的消费需求仍然旺盛。当疫情平息，中国居民消费便会迅速活跃起来，可能出现一波反弹性消费，多元的消费需要也将带动相关企业迅速发展。

其四，中国经济的韧性还来自于中国已经形成了全面开放的经济格局和卓越的贸易优势。一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的经济格局，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多元化、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对外贸易格局越来越明显，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对外经济抵御一时一地局部冲击的回旋空间，因此也增强了经济增长的韧性。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构建了卓越贸易优势，2015—2018年，中国年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大于1的产品共有102个，其中，RCA指数大于1.5的产品为65个，RCA指数全球排名前20的产品为14个，反映出中国出口贸易优势较为突出，短期贸易受限难以撼动已经形成的国际供需格局，因此，短期出口运输效率的降低尚不足以影响中国全球贸易地位。

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中国经济继续展现出“极强的韧性”，IMF对此“充满信心”，相信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将出现“快速且有效的反弹”。

疫情将加速整个社会数字化进程与转型

虽然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短期的下滑压力，但也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正如2003年非典，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一大批互联网企业涌现，中国经济进入PC互联网时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4万亿刺激政策，开创了移动互联网和高铁时代。危中有机，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而言，也蕴涵着机遇。

第一，新冠疫情会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资源，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疫情将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资源，非常赞同经济学金岩石的分析，农业经济依赖的是“地表资源”——土地、水和劳动力，传统工业经济依赖“地下资源”——煤炭和石油，非典加速了中国互联网经济，催生了中国的数字经济。 “新冠肺炎”的出现带来了信息超大规模的流动，也带来了公众对更大容量、更快速度的信道的需求，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大大提速，加快进入新的资源体系——“云端资源”——数据、信道和平台。新冠疫情将让188比分直播的企业自发地从原来的模式升级到云端资源，大大拓展数字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二，新冠疫情将加速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步伐，促进社会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这一次疫情，武汉这个人口达到千万级别的城市，而且是九省通衢，在春运期间被封城，确实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罕见事件。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战斗中，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城市管理、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更为高效、更为便利的管理模式，5G、无人机、特种物流等技术被广泛应用，经过这一次疫情，中国在智慧城市上无疑将会前进一步。在交通管理、物流供应链、应急灾备、信息溯源等等，都会全面数据化，这不仅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而且智慧城市、智能家居和智慧交通的理念将全面更新，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

第三，新冠疫情将加速中国制造向智能制造转移步伐，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经此疫情，中国制造企业将更加务实地推动智能制造。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各行各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都面临着即刻复工的压力，与严防疫情扩散的管制流动措施，构成明显的矛盾。因此疫情在很大程度上为制造业向无人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提供启示与展望。多数制造业企业已认识到，在生产环节上，要抛弃落后产能，摆脱传统人力手工对产能和效率的束缚，极大降低对人力的依赖，确保企业的生产和运作也不会轻易受到疫情、事故、人员变动的影响。因此制造企业必会更加重视智能制造，推进少人化和柔性生产，构建智能工厂。新冠疫情还将促使中国制造企业将更加主动地拥抱数字化转型。疫情的发生导致爆发性增长的海量服务难以响应，可以肯定，在此疫情之后，制造企业会更加重视对商业智能、大数据分析和AI等技术的实际应用，并对数据分析师提出迫切的需求，制造业服务化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会有更清晰的方向，加速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制造、智慧制造的转型进程。

第四，新冠疫情催生新商业模式和新业态，加速“线上行为”替代传统模式。疫情期间，与数字经济有关的商业模式已经展现出独特优势。也会催生一批新模式、新业态、新经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比如垂直领域生活电商平台、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形式等，服务行业或将迎来新的发展。尤其是5G应用将会加快，电商、短视频（抖音）、游戏、线上教育、知识付费等“线上”项目将获得空前的发展机遇，VR/AR场景体验类项目将持续受到关注，无人零售、无人餐饮、无人机配送等高科技行业将迎来曙光，提供同城物流、定制化配送平台和上门服务平台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同时，不受地理空间限制的在家办公、远程办公等“线上”办公，特别是能够实现个体协同的办公软件（钉钉、腾讯会议、Welink等等），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新冠疫情虽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冲击，但是冲击也蕴涵着机遇，正所谓“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中国经济一定能够在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中实现更好地发展。

（感谢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对本文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江海证券投资部副总殷伟博士为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作者简介：刘江会，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师范大学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杨朝元，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上海师范大学全球城市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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